田轩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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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发布。
在金融领域，此次全会《决定》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明确提出要制定金融法。这对我国金融业，甚至整体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这不仅意味着，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同时也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步骤。
“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在此要求下，无论金融机构自身治理，还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甚至确保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都需要一部专门法律来对相关行为予以规范、约束。
先立良法，后有善治。积极推动金融立法，不仅是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业改革开放、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更将切实服务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
为此，新京报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教授，就此次全会《决定》提出的制定金融法，结合我国当前金融以及资本市场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度解读与探讨。
实际是为金融活动开负面清单
新京报：《决定》提出制定金融法，你觉得这项专门立法的考量是什么？
田轩：这是一件大事，可以理解为是进行一项一般性的立法。
在金融监管领域，我国现有《证券法》《人民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也正在推进金融稳定法的设立，却没有一部系统性的金融法。
设立金融法的用意，就是要系统性地推进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以及金融法治化建设，规范金融市场的行为。
以前中国金融行业是分业监管，现在要加强监管协同，确保市场公平公正公开，防范金融风险，增强金融市场的内在稳定性。
具体来说，我认为，金融法将可能围绕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打击非法活动机制，尤其是深化央地协同的监管机制改革等内容展开。
如此就能建立一个囊括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投资者等市场主体、多部门协同一致的监管体系；同时，也将真正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提起诉讼制度、民间赔偿机制；最终，则可提升金融监管的成效，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新京报：此次《决定》指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一些人可能会担心，这是否会伤害金融活动的活力。你怎么看这种担忧？
田轩：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也的确契合当下一些投资者的心态。
首先，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这不是第一次提，有关部门已经有过多次表态。此次《决定》，是又一次重申。
其次，我不认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是一件坏事，也绝不意味着这会伤害金融活动。
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其实是为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尤其是针对资本不时利用垄断信息优势来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加以监管。
加强监管，对那些合法合规进行的金融活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相反，这会进一步营造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让金融产品服务以及金融模式创新迎来更加明确的政策支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新京报：那么，一旦金融法设立，未来在具体监管执行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
田轩：依法监管，实际上是一个负面清单，是为金融活动划出一条法律红线。
只要各种金融活动、市场运营主体，比如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投资者、金融中介等，在红线范围内运行，政府就不要干预。一旦金融活动越了界，就要依法纠正。
不能总是依靠“国家队”救市
新京报：此次《决定》提到“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还提到“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这对我国扩大开放，意味着什么？
田轩：第一个提法，是呼应美元基金或者说外资背景的早期投资在我国有所减少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外资进入我国，到本世纪，大量外资进入到我国早期股权投资领域。在此过程中，美元基金一度起到主导作用。
但是后来，一方面美国在“小院高墙”的策略下，出台了苛刻的对华投资法案，导致很多美元基金投不进来；另一方面，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我国客观上也确实存在一些领域，不可能让国外资金投进来。
所以，“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确实有扩大开放的意思。这样的举措，至少会促进外资回流，改善国内的风险投资生态。本质上，这也是在壮大耐心资本。
至于后者，我认为，这会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基础制度的变革，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这次《决定》也特别提出了这一点。
需要认识到，一些国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到我国资本市场，可以帮助国内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同时也能够提升国内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更重要的是促进我国科技的创新、产品的变革，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在此次《决定》中，还提到了“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如何理解并建立“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
田轩：“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其实是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这次《决定》加了一个“长效机制”。
我的理解，其实就是围绕“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这一目标，总结资本市场建设的经验，深化资本市场机制的改革，并固化于制度。这就是所谓“长效机制”。
这句话，其实还有一个背景：因为，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股票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成为各方的急迫诉求。
“内在”，就是不能总依靠外部力量。比如，不能总是依靠所谓的“国家队”救市，而是要靠资本市场自身力量。
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准入交易、并购重组、持续监管、惩治机制等一系列事前、事中、事后治理措施，尤其要严防内幕交易、财务造假、欺诈发行、带病闯关这些违法犯罪行为，筑牢风险底线，促进市场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当然，在此过程中，也要引导上市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发展质量。其中，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本质上讲，投资者买的不是股票，而是这家企业。这也是今年热播大剧《繁花》里反复强调的一个投资理念。
政府的钱是天生的耐心资本
新京报：这次《决定》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该如何发展耐心资本？
田轩：今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就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是“耐心资本”第一次进入这么高规格的会议。此后，耐心资本引发全社会热议。
耐心资本，其实不是一些人理解的政府又创造了个新词，这一概念其实早就有了。只是这两年才被国内学者引进来，逐渐受到学术界与政策层的关注与重视。
发展耐心资本，就一级市场来说，一是要引导养老基金、退休基金、企业年金这些长期资金入市，让其追求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而不是短期收益。
耐心资本是“长线”，要能够保证5年、1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运营。这就要求放低门槛，通过推动财政税收政策改革，加大优惠措施，引导长期资本进来。
二是，政府的钱是天生的耐心资本，要引导“国家队”资本进入一级市场。为什么之前来自政府的一些资本进来之后没有成为真正的耐心资本？这与我们的考核机制有关。
评价政府基金的效益标准，一般是GDP、税收、就业等因素，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考核政府基金也要尊重市场规律、资本规律，对于这类基金，要按照企业与资本的生命周期来考核。
所以，引导“国家队”资本进入一级市场，首先就不能一年一考核，要按周期来考核，同时也不能被投项目单个儿考核，要打包来考核。
我们鼓励风险投资去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失败率是非常高的。而风险投资从来不是正态分布，而是指数分布，是用一两个成功的爆款去覆盖大多数失败项目的成本。
这就意味着，引导“国家队”基金入市，一定要匹配有耐心的考核方式，而不能急于求成。
在二级市场，我觉得还是要推动政府基金和各类产业资本协调发展，然后丰富各类高收益债券产品的融资渠道。
这次《决定》也提到了，要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有关方面应该为此营造适度宽容的融资环境。
从股票融资方面，可以通过IPO再融资方式，满足不同企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
同时也要推动IPO常态化，通过政策优惠，引导我前面所说的各类养老金、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理财资金入市。这样，才能慢慢地引导长期资本真正流向优质的创新型企业。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严格强制退市标准，让二级市场有一个活水空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能够保证最优质的企业获得融资支持，进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制定专门的金融法，可提升金融监管的成效，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田轩